經過一周的傳播，牛根生退出蒙牛決策層一事，被解讀出多種可能性，令人莫衷一是。雖然事后牛根生本人一直未出面澄清，但是他一個多月前的一番言論，卻似乎早就為回應今天的諸多猜測與質疑做好了準備。

　　距離上周五蒙牛乳業宣布其創始人牛根生辭任董事會主席，已經過去整整一周的時間，但外界對“牛根生計劃將大部分時間投入慈善工作，實現數年夙愿”的辭任原因并不買賬。有報道稱，牛根生的退出或許是因2009年的“借貸門”而被逼退。當年的“三聚氰胺”事件令蒙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，為了解決日漸緊張的現金流問題，與中糧合作。雖然解決了眼前的致命問題，卻也使自己淪為中糧布局食品全產業鏈的棋子。也有業內專家認為，牛根生不會徹底退出中國乳業，而是籌謀另起爐灶，這家公司正是與其存在莫大關聯的現代牧業。

　　對于這些猜測，牛根生一周來雖然保持緘默，但是他的態度從他發表于5月《英才》雜志上的一番言論便可見端倪。那時的他用“拿得起、放得下、想得開”的儒釋道思想為自己的放手和退出做出了心理闡釋。

　　牛根生說，自己既是伊利集團的創始成員，也是蒙牛的創始人，而這兩家企業的年銷售額都在300億元左右，加起來600億元，在全世界乳業企業中可以排進前五位，無論從企業還是行業的角度，他都是能拿得起的。“在2004年公司上市的時候，我把個人持有蒙牛乳業的全部股票捐了，這些生不帶來死不帶走，這是我想得開的事。2006年，我把蒙牛集團的總裁辭掉了，2009年又把董事長辭了，把企業交給中糧管理，這是放得下。能放得下錢財，同時還能想得開的人，真的很少。我算一個吧！”

　　對于中糧介入蒙牛，牛根生回憶稱，自己當時是害怕蒙牛落在外資手里，外國人賣掉股權，使老牛基金遭受危險。“按照港交所規定，大股東持股比例低于25%是不行的，我害怕失去控股權。因此，我以一個非常低的價格，把蒙牛交給了中糧。交給中糧我放心。之前，我做了20多年的國企，又做了十幾年的民企，終又把企業和品牌交到了老百姓放心的國有企業手里。”牛根生說，“我覺得這是放得下”。

　　“拿得起、放得下”也是牛根生對自己將投身慈善事業的注解。他說自己要去國外參加慈善公益會議，在國際場合給歐美人講，怎么拿得起，怎么放得下。

　　“之所以離開乳業去做公益，是因為現在做公益的人少，我就想把它做得更好一點，建立系統和機制。做慈善和做乳業的理由一樣。”牛根生認為自己是某個歷史進程中階段性的代表人物，“在我之前，乳業就存在，有很多國際企業，如達能、雀巢等涉足，即使我不做，人家也存在。但我的介入，做到了讓中國人人均牛奶6公斤。現在，這個事情我不做了，它不會倒退，只會繼續往前發展”。